疯狂的普洱茶(普洱茶的品饮过程)

疯狂的普洱茶(普洱茶的品饮过程)
 
云南是茶的故乡,茶的物种起源和种植起源都在云南。
 
世界上所有的产茶地,只有云南保有如此众多的乔木型古茶树,茶的起源本身,就给人们带来了许许多多神秘的联想!
 
云南人种植茶叶的历史,始于上古时期的濮人,那时云南有书面记载的历史很可能还没有正式开始。
 
随着黄河上游的氐羌民族南迁以及庄譑入滇,濮民族即开始了大规模迁往中南半岛,成为高棉民族。
 
显而易见,云南先民种植茶叶的历史,始于原始时代后期。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作为古代濮民族的后代、也作为世界上最早种植茶叶的民族之一,云南的佤族同胞直至1958年,才彻底告别了原始社会……
 
而中原地区种植茶叶的历史,始于中古初期的两汉、普及于魏晋。当时中国的封建社会已逐步走进成熟;至于西方人饮茶,那已经是近古以后的事情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时期。
 
中原地区的茶文化始于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日臻成熟,出现了陆羽的《茶经》等茶文化的经典代表之作。
 
陆羽的《茶经》作为中国茶文化走向成熟的划时代标志,它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魏晋南北朝士大夫文化中,崇尚清谈的作风,再加上那个时代道家文化的巨大影像和佛教文化传入,中原的茶文化自唐代以来,一直崇尚清茶一杯、禅茶一味,属于淡香型口味。
 
至于中国的茶文化传入日本与朝鲜,与当地的民族文化相融合,禅茶一味就变成了道茶一味(神道)、理茶一味;再然后又变成了茶道、茶理,茶文化进一步被人类宗教化,但日本、朝鲜的茶味依旧是淡香型的(或者说它们的茶道、茶理之类,已经代替了人类对于茶香的魅力)。
 
与中原茶文化不同的是,唐代前后的云南茶文化,深受边地多元的民族文化影响,云南人喝茶更注重其美味和实用性,云南人吃茶或以瓦罐烘烤之(即我们今天的烤茶);或以牛油搅拌之(即今天的酥油茶);或“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显而易见属于浓香型口味,饮茶亦如饮酒。
 
中原人人际交往频繁,社会关系复杂,所以中原人饮茶喜静,所谓禅茶一味,在悉心慢品中,体味属于自己的生活与品格,即便以茶待客,也属于小范围的私密交往、或知音聚首、或浅谈低唱。绝少有人大张旗鼓:“我今天请大家喝茶了”!
 
云南山多,交通阻隔,尝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云南人绝少需要通过喝茶来体味孤独和禅韵。所以云南人喝茶喜闹,一家人甚至几家人聚在一个火塘边,海阔天空,云南方言曰“款白”。喝茶、款白成了云南人重要的交际手段之一。
 
同样是喝茶,云南人和中原人有许多的不同!
 
云南普洱茶唐代就开始成为重要的流通商品,它传入藏地和传入中原的事件大体相同,但这种商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被中原的主流文化所接受,以至于很多人误以为茶马古道是滇藏两地的专用通道。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行将结束的时候,云南普洱茶突然奇迹般地成为皇家贡茶,如果没有这个奇迹的出现,云南普洱茶的历史只能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云南普洱茶之所以终于被中原地区的主流文化所接纳,并不是因为它的野性被驯服了,而是必须感谢来自北方边土的满清皇室。
 
和云南普洱茶一样,满清统治者来自边远的北方,入关前一部分人依旧过着游牧生活,相对于正统的中原汉文化而言,这同样是一个充满野趣的民族,它们至少在感情上不太排斥边地文化,所以普洱茶得以逐步进入满清贵胄的生活。
 
而对于云南普洱茶最为推崇的乾隆皇帝,又是满清皇帝当中最富于野趣的一个,他喜欢狩猎、喜欢微服私访、喜欢民间的村野女孩,乾隆皇帝的这种野趣,使云南普洱茶成为了当时的朝野时尚,成为当时中国茶文化创新的最大亮点。而乾隆皇帝首先是一个具有创新朝气的帝王。
 
云南普洱茶进入中原地区的第三个重要原因,是藏传佛教的北传。云南普洱茶不仅是藏地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藏传佛教装藏佛像、供曼荼罗等,也都离不开茶叶,藏传佛教使用茶叶显然比汉传佛教更珍贵、更郑重。
 
自元代八思巴开始,藏传佛教正式进入蒙古高原,并很快成为当地的主流文化――这是茶马古道在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延伸!
 
满清统治者早期在意识形态上深受他们的邻居蒙古民族影响,逐步接纳藏传佛教。清朝初年,请章嘉活佛为国师常住北京,修建了北京雍和宫等藏传佛教寺院。
 
藏传佛教在中原地区地位的提升,进一步为云南普洱茶进入中原,给予了有力的文化支持!根据清代史料,茶叶是当时满清贵族与藏传佛教界重要的礼尚往来之物,当章嘉活佛们改喝西湖龙井之类时,满清统治者也就逐步接受了云南普洱茶。
 
云南普洱茶在中原地区的几消几长,几进几出,都和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具有密切关系,和中国主流文化的变革周期具有密切关系,但和云南本身的文化形态关系更密切!
 
1904年,在八国联军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之下,大清王朝被迫改制,云南普洱茶因此停贡。普洱茶由此淡出中国茶客的视野。
 
1956年,随着西藏公路通车,住藏部队供给换代,曾与普洱茶同时进贡的茶膏正式停产,工艺几近失传;到了文革时期,普洱茶几乎成为连云南人也无法享用的纯出口物资,云南的许多年轻人亦不知普洱茶为何物?
 
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社会急剧变革、中国文化急剧变革的时期。然而,西湖龙井没有在这场急剧的变革中消失,云南普洱茶却消失了……
 
表面上看,龙井与普洱茶的区别在于,一个是中原文化的产物,一个是边地文化的产物,在社会与文化急剧变革的年代,边缘部分首先被离心力抛出了,这个力学原理似乎很多人都能接受。
 
但更本质的原因在于,浙江人不仅把龙井作成了品牌,并且占据了更为广泛的市场;云南人虽然也把普洱茶做成了品牌,但却没有及时占领更为广泛的大众消费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说,清代的云南普洱茶是一个“事业型品牌”,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品牌――云南人在经商能力上输给了浙江人!
 
抗日战争时期,云南普洱茶是当时中国重要的国际交换物资,其价值可装备国民党军队数十个甲种师,但云南人没有抓住这个机遇进行普洱茶的国际化宣传,一次战争结束,一场小小的瘟疫,就使普洱茶的短暂辉煌烟消云散。
 
在一穷二白的新中国之初,云南普洱茶再次成为重要出口物资,但这一次更惨,我们几乎是在单纯出口茶叶原料,深厚的普洱茶文化被彻底割断了,茶价之低廉令人诧异。
 
而在同样的历史进程中,产量低于普洱茶的西湖龙井,并没有因为战乱而消失,也没有因为繁重的出口任务而令国人遗忘。连抗美援朝电影《英雄儿女》的台词里,都有西湖龙井。
 
云南普洱茶产自中国边地,它不是野蛮文化的产物,但确有挥之不去的“野蛮”情结!
 
这里所说的“野蛮”,是相对于正统的中国封建文化或西方贵族文化而言,在令人窒息的封建中世纪,或许正是这种野蛮,才孕育了人类可持续的生机。但是在人类文化急剧变革的时期,野蛮往往又成了落后的同意语,云南普洱茶就是这样的典型。
 
在唐代,云南普洱茶以其清新、村野的品格,冲击着中原地区的士大夫文化;在清代,云南普洱茶,以其清丽、野性的品格,冲击这灰闷中的紫禁城;在当代,云南普洱茶和中国人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同步……。
 
云南普洱茶文化的每一个高潮,都意味着一次对于中国正统文化的冲击!而这种文化冲击永远是刚柔相济的、非暴力的。
 
然而,当更加野蛮的文化撞击中华大地的时候,普洱茶文化就无所适从了。
 
大唐以后,战乱频繁,云南成为异域,普洱茶文化在中原的传播成为笑谈;至于到了近代,西方文明以一种更为野蛮的方式叩开中国的国门时,普洱茶文化再次无所适从!
 
过去我们羞于谈论“野蛮”字,甚至把这个词汇和民族自尊心联系在一起。然而,当西方文明以一种极端野蛮的方式挑衅中华文明的的时候;当中华正统文化受到严厉拷问的时候,我们发现,文明和野蛮常常也会发生有趣的颠倒:
 
云南普洱茶以其挥之不去的“野蛮”情结,一次又一次冲击中国乃至亚洲的主流文化,成为野趣和雅趣二元统一的天作之合!
 
人类走进当代社会,社会文化日趋多元,反传统的现代主义以及反叛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蓬勃于当代人的生活空间,面对现代文明对于地球生态的不断蹂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念人类之初的那种野趣。
 
许多人不愿意享用现代文明指导下的台地茶,而青睐于大山深谷里的野生茶、古树茶,而这种野趣在浙江、在福建的老茶区已经很难找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生态就没有云南普洱茶,更没有普洱茶文化中无法替代的那种野趣。
 
除了人类茶文化的共同之处,喝云南普洱茶其实就是喝一种野趣!
 
云南普洱茶文化在清代以后,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因为香港回归时的移民流动,才被人们偶然发现。
 
云南普洱茶之所以受到中国、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茶客的亲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地区普遍有食用酱油、腌菜的习惯,对于茶叶渥堆也就习以为常了。
 
但要说服更多人自觉接受云南普洱茶恐怕第一条还是生态!生态宣传对于中国人、外国人来说,都乐于接受,没有意识形态的阻隔。可以说,没有生态就没有人类的健康,生态比茶多酚含量更重要!
 
我们深信,云南的普洱茶就能走俏世界,野蛮在很多时候就是亮点!(作者:茶者昆仑,来源:昆仑说茶,图片来源: 网络 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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